生育数量是生育意愿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指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和需求。其中总和生育率通常被用来衡量生育数量水平，总和生育率在2.1是维持社会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

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较高到现代社会较低的生育率的转变。我国的生育水平和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1982年以来，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的过程中，我国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迅速走低。

【资料图】

人口进程发生了本质性转变，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出生人口从1987年的2500万下降到了2011年的1600万左右，在经历小幅上升后又继续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达到极低值。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带来各类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且低生育率存在自我强化机制，长期内会形成“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双向循环。整体上生育率仍在不断下降。为什么生育政策的放松没有带来生育率的上升、生育率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

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以及生育政策放松以来的数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在高速发展，社会也在快速变迁。

从古典社会理论家如涂尔干、滕尼斯等到晚近的亨廷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大致共通的命题即经济发展、现代化转型会带来社会规范、民众观念的不断变化，由此会对民众意愿及行为产生长期动态的影响。

生育限制政策放松后生育率和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仍然不断下降，表明在这个阶段生育限制政策并不是影响人们生育数量偏好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政策得以放松，但在生育限制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影响了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因而对生育数量偏好变化的解释，可能需要考虑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转型对其带来了怎样的动态的影响。

在已有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因素及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数量偏好的影响已形成充分的讨论，但其大多讨论单一或几个因素与生育行为或数量偏好之间的静态关系，的目的是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对生育数量偏好的动态影响机制。

社会制度变革与生育数量偏好

（1）经济发展与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变迁体现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对其的考察往往涉及到市场化、城市化、人口流动、人口代际更替、社会流动、中产阶级兴起等因素。

其中，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是衡量社会变迁激烈程度，也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市场化转型、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是刻画社会变迁程度尤其是市场化程度的结果性指标，同时经济发展也是制度转型和文化价值观变迁的驱动性因素，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的过程中，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因而在本研究中，以经济发展作为刻画社会变迁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关于经济发展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两类看法。

其一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数量偏好的提高。生育成本是决定生育意愿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既包括生育所带来的直接成本，也包括抚养教育后代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研究表明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会影响生育的计划和决策，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增加会直接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并减轻生育所造成的家庭负担，进而可能会提升人们的生育数量偏好。

其二认为经济发展会降低生育数量偏好，经典的收入-成本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的增加，边际孩子收益会降低，进而家庭的生育数量会随之减少。

同时，现代社会养育一个“高质量”的孩子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等成本大大高于传统社会，使人们对孩子数量的偏好逐渐向质量偏好转变。此外，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人们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提高，进而会导致生育数量偏好的下降。

（2）社会制度性变革与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变迁过程也是制度变迁过程，刻画制度变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以输入端进行刻画，比如某种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二是以制度变迁的结果即输出端进行刻画，即社会制度变迁形成了怎样的经济社会后果由于输入端的制度变迁难以进行量化刻画。

故而以输出端来刻画制度变迁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打破了传统的大锅饭体制，造成了民众收入的分化形成了区域、行业之间的发展差异，由此会影响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与感知，因此社会公平感是刻画社会制度变迁程度的一个结果性指标。

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原来的社会结构会逐渐打破，社会制度不断变迁，社会分工深度不断深化，社会异质化程度会不断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型为“陌生人社会”，由此会改变原有的社会信任状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因此，社会信任也是刻画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结果性指标。

在传统的同质化社会中，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系统性的社会流动机会匮乏，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中，市场化发育程度低，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缺乏系统性的社会流动机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打破了原有的固化的社会形态，就业渠道、职业类型不断增多，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寻找打工、经商的致富机会。

城市居民也获得了横向流动及各种经商机会，社会出现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但在不同的民众之间社会流动机会存在差异，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民众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流动可能性，因此，社会流动预期是一个刻画制度变迁的结果性指标。

此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养老制度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初步建立了社会养老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变迁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

上述的各类社会制度性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制度安排特性如公平性、效率和制度的可信赖性等是影响人们生育数量偏好的重要因素。

公众对制度安排公平性的判断可用社会公平感来衡量，它反映了人们对资源占有和分配公平程度的总体评价和感知。社会公平感能显著增强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更具体而言，在中国，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资源是影响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些资源的分配不均将会显著降低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

另外，社会资本对生育数量偏好也有重要影响，并通过社会网络、信任等要素来发挥作用。信任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高社会信任会强化人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身份感，因而会提高人们的生育数量偏好；相反，社会支持和归属感的缺乏会导致生育数量偏好的降低。同时，高社会资本也会降低生育成本进而提高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流动预期是影响生育数量偏好的另一重要因素，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广的社交网络，可以为养育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这类群体有能力将更多的富余资源用于扩大家庭规模，因此社会流动预期更高的群体相信自己未来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从而生育数量偏好更高。

同时，研究者也认为向上的社会预期流动能够通过开放的、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从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会冲击传统的“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观念，并会削弱人们生育男孩的偏好。